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系和標示，振興文化，繼絕開新，也是社會發展所需。那么，在經歷了快速發展的2015年之后，新的2016年，傳統文化的振興又會是什么樣的？新春之際，本報采訪了著名學者——首都師范大學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陳明，他說，“國學未來的發展，需要的是務實、深厚，因為國學的興起最深厚的動機和需要在于一個民族的生命自覺。”

一個重要的節點

北京晨報：2015年，傳統文化熱度不減，和國學相關的大事件層出不窮，許多事件和現象影響深遠，在您看來，這樣的現象意味著什么？有哪些現象是引起您的重視？

陳明：這樣的現象說明我們的社會處于深刻的變化之中。長期以來談社會轉型幾乎不言而喻的就是在現代化理論語境里講現代轉型。我這里的深刻變化，則是指我們的國家社會在經濟得到巨大發展之后，意識到所謂的轉型并不是要轉向某種想象的現代模式——當然并不排斥現代性，而是要從自己的歷史和現實以及訴求這樣一種內在性出發確立自己的目標，形成自己的方案穩步前行。

這是一個過程，2015、2016則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節點。政府、學界以及民間甚至國際上的種種現象或正或反都指向這一方向，既像是它的結果又像是它的原因。它的意義和內涵我覺得需要從歷史哲學甚至天命的角度去感受理解。

北京晨報：有沒有您認為影響特別深刻的事件或現象？

陳明：有幾個與國學有關的事件值得一提：一是中華孔子學會改組換代。履新的時候我看到了他們的熱情和理念，頗有承擔，叫人想起張載概括的儒生使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二是深圳中華孔圣會的成立。前路坎坷可以預料，但愿天不喪斯文護佑它一路走好！三是《天府新論》組織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為——兩岸新儒家會講”。

10年前就有人說儒學的發展重心已經由港臺轉移到了內地，李明輝不以為然，內地一些學院派也跟著唱衰。內地新儒學解釋了自己在問題意識、話語方式和經典譜系等各個方面的獨特面向并不是作為以唐牟徐為代表的港臺新儒學的對立面而出現的，而是在對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這一近代中國最深刻的現實問題的思考的必然結果。

它的思想基礎在于對“五四”及其產生的革命敘事與啟蒙規劃的反思和超越，而它真正的對話對象乃是中國內地的兩個派別。至于與其他儒學論述的張力其實僅屬于第二層次內容，并不特別重要。

國學需要潛沉務實

北京晨報：傳統文化受到重視的同時，不同意見和爭論也一直存在，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學熱還有過于功利、浮華等問題，這些意見或者問題您怎么看？

陳明：不同意見首先來自堅持革命敘事與啟蒙規劃的兩個派別。這是無解也不必有解的諸神之神，三個傳統都有自己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洞見。我覺得重要的是儒門在心態、觀念和知識上做好與它們長期互動的準備。

至于功利、浮華等問題隨著事情的推進、社會的發展應該會好起來。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目前的活動或者是政府主導或商業推動，但最根本的一點即國學作為傳統文化與社會生活和個體生命內在的有機關系沒有得到足夠關注，本立而道生嘛。

北京晨報：2015年，國學發展很快，2016年是否會更快，會不會迎來新的高峰，假如有，您覺得會怎樣表現？或者說有可能表現在哪些方面？

陳明：快只是一個很外在的概念。國學發展最需要的不是快或高峰，而是要沉潛務實、深耕基層，因為國學興起的根本動因在于民族生命的自覺，它需要確立自己的自我意識。這不只是一個傳統的簡單回歸的問題，而是一個傳統日新其德，找到其當代表達形式的問題。這需要與時代對話，與世界對話，需要對自己遇到的問題有所承諾、有所承擔。

近代中國較重要的問題就是舊的王朝舊的帝國瓦解崩潰后，如何建構起新的國家形態，如何在這個政治共同體內形成共識和認同的問題。從這樣的目標定位出發，我們會發現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其實是很低的，任重道遠。有意思的是，中紀委網站去年連續刊登了家訓、鄉規民約方面的內容，與鄉村儒學概念遙相呼應。“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只有把社會做厚了，核心價值觀才能落實，國學之熱才會有所附麗。

國學實踐知易行難

北京晨報：社會或者新聞的熱點，往往和事件性有關，但在學界，對于國學，傳統文化的研究，當前比較大的成就，或者關注比較多的焦點在哪里？

陳明：國學、傳統文化的研究熱點，一個是新文獻，一個是新觀點。前者有清華竹簡的整理披露，這是專門之學，不去講它。思想觀點則是康有為大熱，以致大陸新儒家被稱為新康有為主義。曾亦、唐文明、干春松、章永樂都有很不錯的作品，《原道》今年還將邀左派右派和保守派的作者再做專題。因為康有為是從帝國轉型，從疆域族群不分裂的前提下思考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的問題，思考儒家在這一進程中該做什么如何去做。

五四的時候我說李澤厚等是五四下的蛋，他回應說我是張之洞放的屁，挺機智，但不準確。二十年前我重提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今天則關注康有為的“保教救國”，這是一種深化：張是在中西語境里思考文化問題，康則是在古今語境里思考政治問題——近代西方沖擊下的帝國轉型無疑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至今仍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康有為問題沒過時，康有為的思路也同樣值得重視。

北京晨報：未來振興國學的努力，要怎樣和現代生活相融合，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強，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是必須要做還未做的，有哪些改變是必須改變而未改的？

陳明：這個問題很好，也很大，可謂其言難知，其實易行，只要去做就能解決、就會找到答案。問題是要開頭，要邁出第一步。

從尊重到體會文化

北京晨報：傳統文化復興，國學熱已經很多年，您認為這些年較大的變化在哪里？改變了什么？又有哪些是您覺得依舊有遺憾，需要努力的？

陳明：較大的變化就是傳統得到了較大的尊重，人們不再用封建落后去對它概括定性了。這是一種思想觀念和心理情感上的重要改變。遺憾則是，文化的發展必須在生活生命里生根，而現在政府似乎還沒有提供這樣的政策空間，學界也沒有這樣去做的計劃，社會自己也還沒有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之后回過神來去找尋靈魂。

北京晨報：很多人會有疑問，傳統文化對于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究竟有什么樣的意義？又會給社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改變？

陳明：人的成長在穿衣吃飯之外，還需要知識滿足理性，意義慰藉靈魂。國學之所以叫做國學，不僅是本國之學，還是對本國的歷史、國家和國民具有特別意義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套關于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論述，并且得到廣泛接受和信從。

儒家正是這樣的東西。當然，現代多元，各種論述并存，但儒教的地位或影響是首屈一指的。從社會層面來說就更是如此了。亨廷頓講文明的沖突，他把西方叫做基督教文明，中東叫做伊斯蘭文明，中國叫儒教文明，就很說明問題。至于它能帶來什么變化，有什么意義，先要看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今天感覺到意義嗎？稱得上儒教文明嗎？“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沒錯，可是不是也需要追問一下，人民信仰什么民族才會有希望。

北京晨報記者 周懷宗

陳明：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著名儒家學者，當代新儒家領軍人物。